有文友问我：若能重回历史，你最想去哪个朝代？我脱口而出——宋朝。那是一个真正尊重文人、厚待士大夫的时代。

文友又笑道：学而优则仕，你文章写得这般好，若在古时，怕是做官的心思也要被点燃了。

这倒引出我今日想说的话：无论古今，真正的太平盛世向来难得，而乱离动荡之世，反倒常常催生出动人的文学与挺拔的文人风骨。

我工作上的领导勤学，是位与我年岁相仿的干部。他曾在事务繁杂的办公室历练，如今到了新的科室，依旧处事从容、游刃有余。而他给我最深的印象，便是：痴迷历史。

我时常与勤学闲谈。他劝我：不妨看看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，里面不少情节颇有趣味，并非凭空杜撰。自唐末至五代，天下荒诞，王朝更迭如走马灯，“太平”二字，竟成了世间最奢侈的念想。

拨开史书冰冷的文字，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，循着《太平年》的音律缓缓走近，便会发现，那一套套环环相扣、层层相衔的官阶职任，从来不是僵硬冰冷的条文，而是宋人以智慧与审慎，精心织就的一张权力之网。

缔造一个太平盛世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能成就。如何激浊扬清，把底层的贤才选拔上来；如何把基层实干的官员拔擢任用，让其各尽其才？宋朝官制，便在规矩之中见风骨，于制衡之间藏温情。

所谓“官”，很多时候只是一份体面的俸禄凭据，是寄禄之阶。它定的是品级，发的是俸禄，却未必掌管对应官职的实际事务。吏部尚书未必真理事，工部郎中也未必专掌工程，这类头衔，更像是朝廷赐予士人的身份荣光，让他们不必为生计奔波，守住读书人的体面与尊严。

起于五代乱世的大宋官制，是从安史之乱、藩镇权力膨胀的惨痛教训中走来，也是从民不聊生、山河残破的困局里慢慢站立起来的。宋太祖赵匡胤以“杯酒释兵权”奠定国基，也由此确立了宋朝的“祖宗家法”。

我曾问精通五代史的勤学，喜欢历史的初衷是什么。他回答道，历史如同一面照花镜，翻来覆去细看一遍，便知今日的我们，仍在不自觉地重蹈古人覆辙。就像身在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，以近乎上帝的视角，俯瞰人间熙攘纷争，到头来，又能如何，又能怎样？

《太平年》的编剧难得地尊重史实，剧中时常出现一些略显拗口、初看似懂非懂的官职称谓。我与勤学聊起这一点，第二天，桌上便多了一本崭新的《宋代官制辞典》（增补本）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定主意要给我好好补一课——典型的文人考究癖。

一部电视剧，竟能勾起一位历史迷这般“按图索骥”的求索欲，我实在甘拜下风。我只愿跟着剧情乐一乐，暗自把自己归为电视剧的普通观众罢了。

宋朝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，东西分置，一文一武，撑起了大宋中枢的脊梁。政事堂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着紫袍，总理天下政务，案头公文堆积如山，皆是民生百态、朝堂方略，却分毫触碰不到兵符军令。西侧枢密院中，枢密使手握调兵之权，可号令三军，却无直接统兵之实。武将纵有满腔勇武，也难越文官制衡的雷池。一文一武，互不统属，彼此牵制，昔日武将篡国、藩镇称雄的隐患，就此渐渐消弭。

而三司使端坐一侧，总领天下钱粮赋税，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三分财权，将帝国的钱袋子牢牢握在手中。行政、军事、财政三大体系彼此独立、相互制衡，皇权便在这层层约束之中，稳如泰山。

若说二府三司是朝堂的骨架，那么官、职、差遣分离的精妙设计，便是宋代官制最耐人寻味的肌理，也是最值得细品的官场气象。

初入大宋官场，很容易被那些繁复的头衔弄得眼花缭乱。一名官员身上，往往同时顶着三四个名号，每一个名号，各有其意，各安其分。

勤学说：读《宋代官制词典》，满纸皆是官名，要学会从“官”中看“职”，从“名”中看“实”。

我一听便豁然开朗。这位积极向上的年轻干部，从不困囿于《公务员法》的条条框框，而是主张跳出工作看工作、跳出职责看职务。他本就喜爱游记古文，对真才实学向来由衷认可。

我半开玩笑地打趣他：勤学，你若生在宋朝，妥妥是龙图阁直学士、翰林学士的料子。如今正值干事创业的年纪，可得好好为马鞍山两百万百姓多谋些民生福祉。

他知我玩笑，也不恼。常常下班后独坐办公室，其他同职级的干部早已归家，他却独自在辞书典籍间徜徉，乐在其中。吃透一个官名，厘清一段制度，便能让他开心一整天，那份欢喜，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玩老虎机，突然滚出满满一把铜板的雀跃。

次日清晨，上班前的片刻空闲，他又兴冲冲地与我分享前一晚的新收获。从他口中，我渐渐明白，知某州、判某府、提点某路刑狱，大致对应今日何等职务；也弄清了宋代官员真正要做的事、要担的责。两相比较，更能体会今日制度之优越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。

说起宋朝，绕不开苏轼。他一生颠沛流离，官阶起起落落，可无论任杭州通判，还是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，那一份“差遣”，便是他造福一方的依托。修苏堤、抗蝗灾、救饥民，他不在乎虚衔高低，只守着实职之内的责任，把文人的风骨与才情，尽数洒在大宋山河之间。

这种名与实的分离，看似繁琐，却让官场流动起来。官员不因虚职而故步自封，不因高位而结党营私。即便在那个最厚待士大夫的朝代，勤奋坦荡、满怀壮志的苏轼，在官场依旧未能“善终”。

勤学说：从这一点看，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。他自小读书刻苦，成绩名列前茅，从和县这座小县城一步步走出，通过安徽省公务员考试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甚至能与清华毕业的同事袁振同为正科级干部，一同为发展改革事业出谋划策。这，不就是制度的优势吗？

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广阔的时空，又在这个时空里汲取着巨大的能量。既有闲暇回头品读先贤智慧，又能把古人的治理之道融会贯通，汇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江大河。想来，苏轼那一代大宋士大夫若有知，怕也要投来几分羡慕。

从勤学那里我还得知，宋代官员向来以“富养”著称。除俸禄钱粮外，还有衣赐、薪炭、茶酒、仆役料钱等，种种补贴细致入微。上至宰相公卿，下至州县小官，大都能凭俸禄过上安稳体面的生活，不必为五斗米折腰，不必为生计蝇营狗苟。

正是这份“高薪养士”的从容，滋养出宋代士大夫独有的精神风骨：读圣贤书，怀济世心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

再看大宋地方官制，亦是层级分明、规矩与温情并存。中央、路、州、县四级，自上而下脉络清晰。中央设转运使、提点刑狱使，监察地方，将财政、司法大权收归中枢，杜绝藩镇割据之隐患；各州置知州，又设通判，名为辅佐，实为监督，一州政令须两者联署方可施行，既防止长官专断，又保障地方治理有序推进。

州县官多为科举出身的文人，饱读诗书，深谙民情，懂教化，知冷暖，把儒家仁政思想融入治理点滴。无暴政之苛，无武夫之横，唯有文人的温润与细致，滋养出乡间炊烟、市井繁华。《太平年》里的盛世光景，正是这样一套温和节制的官制，孕育出的人间烟火。

当然，世间从无完美制度，大宋官制亦然。

为求制衡，官员数量日渐臃肿，冗官之弊渐成王朝重负；名实分离的复杂设计，也时常导致行政效率迟缓。即便如此，这套制度仍守护了大宋三百年的文化昌盛，守护了士大夫的精神家园，让乱世不再，让太平可期。

勤学近来又跟我分享背诵辞典的心得：宋代的“签书判官厅公事”，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市政府秘书长。当年大文豪苏轼初入仕途，第一份职务正是“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”。可千百年后，谁还死死记得他的官职？历史长河滔滔向前，世人铭记的，是苏轼留下的千古名篇。

而历史上那些身着青衫玉带、身居高位的显贵，又有几人能被后人念念不忘？我也忽然明白，他前几日点拨我的“官”与“职”的辩证关系。所谓官制，从来不是束缚人心的枷锁，而是守护太平的基石——让文人有所为，让百姓有所依，让江山无恙，让岁月长安。

望着他，心中一阵轻松快意油然而生。《太平年》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时常追怀大宋的繁华气象。如今，宋代宫阙楼台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，可大宋文脉，却在后人身上生生不息。我由衷希望，能与勤学共事更久，从他身上多学几分通透与智慧。转念一想，前几日经他点拨而豁然开朗的瞬间，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勉励？

历史上那些光鲜夺目的龙图阁直学士、翰林学士，早已随流水远去，真正留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只有那些奋发有为的、不拘泥、活得通透的文人，在历史的大江大河里擘划风帆、摇曳船桨，掀起一浪高一浪咧……

（作者：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王守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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