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引言

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，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，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诚信为本、稳健经营、以人民为中心、服务实体经济，这与征信体系的核心职能高度契合。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征信体系不仅承载着消除信息不对称、防范信用风险、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，更是弘扬诚信文化、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抓手。征信信息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数据资产，其安全保护不仅关乎个人隐私与企业商业秘密，更直接关系到金融稳定与社会诚信环境的建设。

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征信业务不断拓展，征信领域面临的数据泄露、信息滥用等安全问题日益突出。在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过程中，必须坚持依法合规、科技向善、风险可控的金融文化导向，实现“数据可用不可见、数据不动价值动”，筑牢征信信息安全防线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支撑。

二、国内外征信领域信息安全发展现状

当前，全球征信体系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，正面临着征信领域信息安全保护的重大挑战。国内外都在通过完善法规、引入新技术和强化监管等方式，努力平衡数据利用与安全保护的关系。

（一）政策与监管体系

美国：征信数据安全受联邦法律与行业标准的双重约束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合规网络。《公平信用报告法》（FCRA）与《格雷姆-里奇-布利法案》（GLBA）这两部法律构成了美国金融隐私保护的基石。FCRA明确了信用报告的合理使用范围与消费者权利，GLBA强制要求金融机构（包括征信机构）建立书面的信息安全计划，以保护消费者的非公开个人信息。而《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》（CCPA）及其升级版CPRA为代表的州法律，赋予了消费者更强的数据控制权，进一步强化了数据泄露通知与用户选择权等要求。

欧盟：征信安全治理深受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（GDPR）的影响，强调“隐私设计”和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。以GDPR为核心框架，确立了“数据最小化”与“用户知情权”等基本原则。在数据跨境传输方面，GDPR设定了严格条件，包括充分性认定、标准合同条款等机制，违规行为最高可处全球年营业额4%或2000万欧元的罚款。

中国：中国在征信信息安全治理中体现出鲜明的国家主导、法治为基、协同共治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特征。近年来，我国实行“政府+市场”双轮驱动下的征信安全体系，在数据安全领域立法步伐显著加快，构建了以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和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“三法一条例”为核心的法律堡垒，明确了数据在采集、传输、存储、使用及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，监管机制持续细化，央行逐步建立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年度考核评级、安全巡查及应急处置等制度，要求相关机构落实“分级管理、逐级负责”及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原则,体现了权责明确、分级负责的管理文化。在过程监管方面，推行异常查询日核查、安全情况月报与自查自纠季度报告制度，通过“人防+技防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堵住管理漏洞,体现了权责明确、分级负责的管理文化。

（二）技术防护

美国：构建以“加密技术+AI反欺诈+多因素认证”为核心的征信数据全生命周期防护体系。在存储环节普遍采用 AES-256加密，传输过程依托SSL/TLS协议，核心密钥通过硬件安全模块（HSM）统一管理。AI反欺诈技术聚焦于行为生物识别与交易特征建模，多因素认证（MFA）覆盖率达100%，主流方案采用FIDO U2F硬件令牌结合动态口令双重验证机制。

欧盟：侧重于“隐私计算适配GDPR合规”，以联邦学习（FL）和多方安全计算（MPC）为核心，辅以差分隐私技术。如德国Schufa 征信机构构建了联邦迁移学习模型，实现跨境数据“可用不可见”，使数据泄露风险降低约90%。

新加坡：构建了“区块链+量子安全+自我主权身份”三位一体的跨境征信防护体系。该国金融管理局（MAS）主导推进量子密钥分发（QKD）技术，构建具备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通信网络；同时基于Hyperledger Fabric 搭建联盟链架构，实现数据可信存证与跨机构高效验证。

日本：日本以“严格访问控制+分级加密+民间协同监管” 为核心特色，推行“三级权限+双人复核”机制，高风险数据查询需管理层审批；敏感数据采用AES-128加密存储，核心密钥通过硬件安全模块（HSM）隔离管理；同时引入政府认定的民间个人信息保护团体参与安全监督。

中国：中国征信行业在技术应用上呈现出自主创新、安全可控、科技赋能的中国特色，我国征信行业在安全技术的应用上呈现出“领跑”态势，通过隐私计算、联邦学习、区块链等技术，旨在解决“数据孤岛”与数据共享之间的矛盾，实现“数据可用不可见”，头部机构已试点搭建联合风控平台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提升信用评估效率，体现了技术为民、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。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、加密存储、脱敏展示等方面，我国积极落实国家密码安全标准，规范电子授权、数据传输、访问控制等流程，配套部署数据防泄漏、加密网关等工具，展现出标准引领、规范运作的行业文化。

三、面临的挑战与文化反思

（一）数据生态失衡与垄断问题

我国征信数据生态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。一方面，大型互联网平台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庞大的用户流量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数据垄断，积累了海量用户信用数据。另一方面，持牌征信机构在数据获取方面存在诸多障碍，难以有效整合分散在不同平台的数据资源。这种数据垄断不仅制约了数据的正常流通，还引发了“大数据杀熟”“二选一”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，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所倡导的公平竞争、共享共赢理念相悖。

数据垄断也直接导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缺失。平台机构作为信用信息的直接持有方，出于保护商业利益与核心竞争力的考虑，往往不愿将明文数据提供给个人征信机构。如何在保障平台机构商业利益、调动其参与新型征信业务闭环积极性的同时，推动自身征信业务发展，成为个人征信机构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。当前缺乏合理的数据利益分配机制，难以激发数据共享的内生动力，进而影响征信产品的有效供给。构建健康征信生态，需弘扬诚信协作、责任共担的文化氛围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，形成合理利益分配机制。

（二）监管实施困境

当前征信监管存在多头管理、协调不足、手段滞后等问题。在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过程中，应强化依法监管、综合施策、科技赋能的监管理念，提升监管穿透力与协同性，体现防控风险、维护稳定的金融文化核心。从监管架构看，征信行业主要虽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监管，但同时也受金融监管与数据治理双重体系约束。这种分散化的监管模式容易引发职责交叉与标准不一，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。2024-2025年的行政处罚数据显示，违规行为主要集中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征信系统中的信息处理不当，典型问题包括未经授权查询、异议处理超期等。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，反映出当前监管机制在有效性方面仍有欠缺。

监管手段滞后同样是制约征信信息安全的关键因素。目前监管工作仍较多依赖现场检查、定期报告等传统方式，对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足，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新型风险。尤其在“互联网经济”背景下，数据泄露与滥用等风险形式更加隐蔽和技术化，传统监管方式在识别和防范此类风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。此外，监管资源有限也制约了整体监管效能。随着市场化征信机构数量的增多，监管覆盖面与监管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。中央与地方在征信监管事权划分上的不明确，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。

（三）技术应用与合规挑战

新兴技术在征信领域的应用，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。隐私计算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征信业务中，通过“可用不可见”的方式促进数据共享。然而，这些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仍需时间验证。如隐私计算虽实现“数据不可见”，但仍需警惕其与“断直连”政策初衷的潜在冲突。技术依赖风险同样不容忽视。征信机构对大数据技术的过度依赖，导致其处理的数据呈现高频化、多维化、多样化特征，这无疑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复杂性和难度。一旦发生个人信息泄漏的事件，不仅直接侵害信息主体权益，也会对整个征信体系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打击。应坚持技术合规、风险可控原则，在创新中守住安全底线，弘扬稳健审慎、守正创新的技术伦理观。

在合规技术层面，金融机构在落实个人征信电子授权要求方面仍面临诸多技术瓶颈，包括身份识别手段单一、缺少安全可靠的第三方电子签章服务、存证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。这些问题导致电子授权的合法性和证据效力存疑，进而影响整个线上信贷业务的合规性。随着金融业务全面线上化，电子授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相关技术短板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四、政策建议

（一）制度层面：完善法律法规，强化数据分级治理

构建以法治为保障、标准为支撑、文化为引领的征信信息安全制度体系。一是建立专门的《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确立征信信息“全生命周期”保护标准，为征信信息安全提供专门、系统的制度依据，与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形成多层次保护网络。同时，引入个人征信信息匿名化规则，在确保信用评估准确性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降低个人信息可识别度。二是应加快完善征信信息安全技术标准体系。基于《个人征信电子授权安全技术指南》的实施经验，进一步制定针对征信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技术标准，包括数据加密、访问控制、安全审计等关键环节。相关标准应充分吸收隐私计算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特点，为技术应用提供明确规范。同时，在标准建设中，应融入诚信约束、社会责任等文化要素，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的标准体系。三是应推动征信信息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落地实施。根据信息的重要性和敏感度，将征信信息划分为不同级别，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。特别是对人脸、指纹等生物特征信息，设定最高级别的保护要求，严格限制非必要的采集和使用。通过差异化保护策略，实现安全保护与使用效率的有机平衡。

（二）监管层面：创新监管工具，实施穿透式监管

建立协同监管、智慧监管、包容审慎的征信监管新机制。 一是在监管主体方面，应强化协同监管机制，明确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网信办、公安部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分工，避免监管重叠和空白。可探索建立征信信息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，形成监管合力。二是在监管依据方面，应明晰监管边界，通过制定权责清单和监管事项清单，规范监管行为的范围和程序。三是在监管手段方面，应大力推动智慧监管体系建设，充分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准确性与效率。具体可包括：构建征信机构风险评估模型，实现高风险机构的早期识别与分类监管；开发自动化监管报告系统，减轻机构合规负担，提高信息报送与处理效率；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投诉举报平台，拓展社会监督渠道。此外，可适时引入“监管沙盒”机制，允许符合条件的征信机构在风险可控环境中测试创新产品与服务，实现稳健创新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，体现防控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的监管文化。

（三）技术层面：强化技术防护与合规应用

技术防护是保障征信信息安全的关键屏障。一是应积极推动隐私计算技术在征信领域的合规应用，充分发挥其“可用不可见”“可控可计量”的特点，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的安全释放。特别是帮助征信机构实现“断直连”后征信产品的有效供给，促进征信行业实现“征信+科技”的行业大蜕变。二是推动隐私计算、区块链等技术在征信领域的合规应用、可控使用、价值导向发展。加强区块链技术在征信数据存证和追溯中的应用，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，记录征信数据的采集、查询、使用等全过程信息，形成不可篡改的数据链条，为数据监管和侵权取证提供技术支持。同时，探索基于区块链的信用积分激励机制，引导信息主体珍视信用、守信获益，形成正向激励循环。三是应建立健全征信数据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。从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、处理、交换到销毁的各个环节，实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尤其在数据共享环节严格执行去标识化要求，有效控制数据泄露风险。针对征信数据的保存期限，严格执行去标识化与定期清理机制，体现节约资源、防控风险的可持续安全理念。

征信信息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、管理问题，更是文化建设问题。在推动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过程中，应深入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，强化诚信意识、法治观念、科技伦理、责任担当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、以安全为底线、以诚信为基石的新型征信生态，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
（作者：张智、赵晓洋、曹腾飞、付慧茹、房浩天）

【责任编辑：吴浩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