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六年的冬天，来得比往年更早，也更寒峭。

潇水两岸的稻谷刚刚入仓，北风便卷着河雾，在原野上肆意地吹。寒气刺人肌肤，像细小的冰碴，往衣领里钻。我站在那间由农业银行旧食堂改造的营业部门前，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、边角已经磨毛的旧棉袄。一间大的营业厅是食堂大厅改建，三间办公室连着并未打通，是原来食堂包厢，石灰墙刷得雪白，可经年累月的油烟味，却像生了根似的，沉沉地滞在空气里，挥之不去。

“小王，进来开会。”

经理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，沉稳、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。

我推门进去。不大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，十七个人，椅子不够，有人靠墙立着，有人沿桌坐着，有人索性蹲在地上。经理站在最里边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份文件，那是上级批准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州市分行营业部的正式批复。他一字一顿地宣读，读完，静默片刻，又缓缓重读一遍。声音不高，却像重锤敲在人心上，沉稳而有力。

“从今天起，咱们，就是农发行的人了。”

屋里没有欢呼，没有掌声。只有一张张脸彼此相望，眼里交织着忐忑、期许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、被时代托付的使命。

一

在农行农发代理办的年月里，我一直做信贷员，整日行走在乡间，进村入户，访田问地，对农家的生计、土地的收成、百姓的难处，都熟稔在心。代理办一共三个人：一名主任，一名会计，一名信贷员。三个人挤在农行一间逼仄的偏屋里，守着全县的粮油收购资金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，潇水两岸的稻谷归仓，农发行永州市分行营业部正式成立。按照“人随业务走”的要求，代理办三个人全部划转到农发行工作。

农发行正式挂牌那一天，经理统筹安排，把我放在出纳岗位上。

我深知，岗位无高低，责任有千斤。自此，一方柜台、一叠票子、一本账簿，便是我全部的天地。组织安排我到哪里，我就在哪里扎根；组织交代我做什么，我就把什么做到极致。

老主任常说：“我们手里流过的，不是冷冰冰的钱，是农民一年的血汗，是一家人的指望。”

这句话，我从代理办听到农发行，听了千万遍，越听越沉，越听越真。

从代理办划转而来的，除了我，还有唐、陈、刘。经理自农行机关而来，此前未在代理办共事，却知人善任，心里对每个人的秉性与才干，都如明镜一般。

“王在代理办跟了三年收购，下乡的山路、乡间的情况，他最熟。”经理在会上目光笃定，“信贷这块硬骨头，本来该由他挑大梁。可现在出纳岗位也缺人，先委屈你一段时间。”

我点点头，从无怨言。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。在出纳柜台上，我守心、守手、守规矩，不负组织所托，不负身上这身工装。

初创的日子，条件极为艰苦。会计股、信贷股、办公室各占一隅，经理与副经理连一间独立办公室都没有，只在会计股角落支起两张旧办公桌，与年轻人并肩办公。桌椅都是划转而来的老物件，漆皮剥落，榫头松动，抽屉一拉出来嘎吱响，椅子不缠上几道铁丝，根本无法坐稳。会计柜台紧挨着门，冬天冷风直往里钻，握笔的手冻得发僵。出纳柜台铁质旧栅栏推拉起来“哐当”响。每天人工数着一笔笔现金，手指数得直发麻。

可没有一个人叫苦。

如今回想，那一代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火。农发行刚刚诞生，我们便是最初的拓荒者、奠基人。这股心气，比任何物质都珍贵。

二

机构分设、人员划转的那些日子，人心浮动，却又异常坚定。

政策分明：代理办人员整建制划转。其余人员，则需经慎重遴选。十七个人，除了代理办划转的，其余分别从农行双职工家庭——包括夫妻、父子、母子或兄弟——中划转一人，还有的是从自愿报名的职工中挑选的。

我至今记得吕。

他原本在农行永州市支行工作，为了投身农发行，一次次写申请，一次次找组织汇报。那份赤诚与执着，令人动容。

宣布名单那天，经理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念。念到“吕”时，他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眼眶不觉红了。

十七个人，就这样聚成了一个家。

财产清点，像一次庄严的分家。桌、椅、柜、算盘、账本、凭证，一一核对，笔笔清晰。桂拿着清单，细致入微，分毫必清：这张桌哪年买的，还能用几年；那把椅子松了，修一修还能坐；哪些档案归农行，哪些跟着业务走，一点都不能错。

办公室主任笑道：“我一辈子没当过家，今天，给十七个人当管家了。”

众人都笑。笑着笑着，眼里便有了泪光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，十七名干部职工和两名单位司机，站在营业部门口，拍了一张全家福。我站在后排，白衬衣，蓝领带，微笑着，有点拘谨，又很认真。我那时不会想到，这一守，就是整整三十年。

三

一九九七年夏天，香港回归的喜讯传遍城乡。

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举办全市金融系统“迎回归”知识竞赛，营业部派我参加。

那时，社会上很多人尚不知农发行为何机构，只当是农行的一部分。我心里憋着一股劲：一定要为农发行争一口气，让社会看见我们的责任与担当。

三千多道考题，厚厚数册。白日坚守岗位，夜晚挑灯苦读，自黄昏至深夜，倦了用凉水洗面，饿了啃几口干粮。

那股劲头，如蝼蚁攀山，明知艰难，却从未停歇。

决赛最后一道风险题，我与对手同分。五十分题，答错即倒扣。旁人求稳，我选择一搏。

题目亮出，我从容作答，一字不差。

评委高声宣告：“完全正确！”

全场掌声雷动。

我们拿下了一等奖，电视台全程报道。

走上街头，有人指着我说：“看，那是农发行的！拿了第一！”

农发行的名字，就这样被世人看见。

那年，营业部还获得总行“文明建设示范窗口”。这个荣誉，当年在全省分支机构唯一的一个。

在组织的关怀与领导的举荐下，我离开出纳柜台，重返阔别已久的信贷股。

四

重回一线，我便跟着信贷股长深入乡村，走村串寨，访茶山、看田地、核贷户。

永州多山，潇水蜿蜒。村落散落在群山之间，道路崎岖，许多地方连一条平整的机耕路都没有。当年没有公车，下乡全靠一辆自行车。晴天尘土满身，雨天泥水裹腿。

带我的老信贷员老唐，五十多岁，在农行干了一辈子，划转过来成了我的师父。老唐言语不多，却句句实在：

“下乡不能走过场。要一户一户问，一块一块地看。调查不扎实，一切都是空的。”

我跟着股长，把这些话刻心上，落在脚上，记在本上。

那一年冬天去邮亭圩核查贷款，路途三十余里，车行半途突遇大雨，土路成泥沼，车轮深陷难行。老唐把自行车往肩上一扛：“走，步行！”

我与股长也跟着扛起车，三人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，跋涉半个多时辰，抵达茶场时已是深夜。场长老李守在门口，见我们浑身泥浆，又疼又惜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你们真来了啊！”

老唐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：“答应了的事，就不能叫百姓空等。做人要讲信义，做事要讲良心。”

那一夜，我们睡在茶场简陋的小屋，木板床硬，被褥潮湿，可心里却无比踏实。

次日清晨，我们登上茶山。连片茶树沿坡生长，寒冬之中依旧青翠，像大地铺展的希望。老唐蹲下身，抚着泥土，细细询问茶种、产量、销路、成本，问得恳切，查得认真。查完茶园，再一笔一笔核对账目，毫厘不爽。

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底：

老一辈农金人做事，凭的是良心，守的是规矩，担的是使命。

能重回信贷岗位，与他们同行，是我的荣幸，更是组织的信任。

后来，茶场的茶树绿了，猪场的猪崽肥了。我站在山坡上往下看，觉得自己像秋天田埂边的一株野菊，虽不起眼，也没什么声响，但把根扎稳了，花也开着。

五

贷款获批那天，老李专程从邮亭圩赶来，提着一袋新炒的茶叶，执意要送给大家。

经理坚决推辞：“心意我们领，但东西必须按价付钱，这是规矩。”

老李急了：“经理，你这是见外！”

经理语气平和，立场却坚如磐石：“农发行的人，绝不占群众半点便宜。规矩不能破。”

老李无奈，只得收下钱。临别时，他紧紧握住经理的手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你们农发行的人，实在。”

这句话，我记了一生。

岁月流转，茶场日渐兴旺，茶青绿了一茬又一茬。

我如山间一树，不张扬、不争先，只默默扎根，静静生长，把本职做到问心无愧。

六

营业部虽小，人心齐；条件虽苦，干劲足。

经理常说：“人少，更要心齐；条件差，更要干劲足。”

副经理沉默心细，处处体恤同事。

信贷股长终年奔走乡间，鞋常带泥土，是全行最坚实的骨干。

我渐渐明白：

一个单位的强弱，不在楼宇高低，而在人心齐否；

一个人的价值，不在职位高低，而在担当几何。

有一回赶任务，十七人一同加班至深夜。饿了后勤员弄来一袋葵花籽，大家围坐一圈，边嗑边谈。窗外，潇水静静流淌，月光洒在水面，温柔而安宁。

七

二〇〇六年，永州市分行营业部更名零陵支行，换了新牌子，进了新员工。当年十七人，大都调动或退休。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吕，成了坚守在支行最老的员工。

年轻人叫我“王老师”，爱听我讲过去的事。我给他们讲那三间办公室，讲那辆自行车，讲老信贷员扛着车走山路的样子。他们听得很认真，然后问：“那时候苦不苦？”

我说：“苦。”

但我没有说：苦是苦，可心里亮堂、安稳、有奔头。

如同石缝中的树，风愈烈，根愈深；雨愈急，干愈挺。

前些日子整理旧柜子，我又翻出了那张全家福。灯下细看：郭中兴、杨艳华、吕秋泉、唐正良、陈晓丽、刘艳春、桂湘莉、王玉坤、席晓萍、何艳春、黄绍萍、吕远鸣、孙满娥、唐建雄、蒋鹏、徐玲凤……连同两位师傅，一共十九张面孔。照片上的我，二十八岁，立于后排，白衬衣，蓝领带，神情青涩而认真。

潇水依旧奔流，一年又一年。

我偶尔仍会去邮亭圩走一走。茶场仍在，青山依旧，老李早已退休，安享晚年。站在茶山之上，看一排排茶树整齐延展，如写在大地上的诗行。风从河面吹来，带着淡淡的茶香。我又想起老唐说的那句话：“咱们放出去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国家的钱，都是老百姓的希望。”

这句话，早已不是耳边之言，而是入骨之训、血脉之根。

我微微一笑，转身下山。

夕阳把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岸边，融入那条奔流不息、见证岁月的潇水之中。

岁月无言，初心不改。

山河作证，步履留痕。

（作者：王腾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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