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我总记得父亲晚年坐在阳台上的样子。晨光透过纱窗，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。他的手轻轻搭在膝头，那双手，曾经在冷水里搓洗衣物，曾经握过教鞭，曾经铺过无数路基，曾经在铁窗后吹响竹笛。

今年清明，我带着女儿回老家。车行驶在通往村里的水泥路上，女儿忽然说：“爸爸，这条路真平。”我望着窗外，恍惚间又看见了父亲的身影。这条路，是他退休前主持修建的最后一条路。

“这是爷爷修的路。”我对女儿说。

她眨着眼睛：“爷爷真厉害。”

是啊，真厉害。可这份厉害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坚守。父亲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，在中华大地上走出一条平凡却坚实的路，垒起一座沉默却温暖的山。

二

五十年代中期，湖南的冬天格外湿冷。

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蹲在院角，面前是一个破旧的搪瓷盆。盆沿磕碰处露着黑铁，像岁月结出的痂。盆里浸泡着奶奶病中弄脏的衣裤，井水冰凉刺骨。

那是我的父亲。

他的小手在冷水里反复揉搓，手指冻得像透明的胡萝卜。奶奶子宫癌晚期，卧病在床。爷爷为生计远赴柳州，家中只剩父亲守在奶奶身边。

邻居阿婆路过，总要叹气：“造孽啊，这么小的娃……”

父亲从不回应。他只是埋头搓洗，一遍，又一遍。皂角的清香混着血腥气，在寒冷的空气中淡淡飘散。洗完衣服，他要生火熬药，伺候奶奶服下，然后才开始在煤油灯下写作业。

很多年后，我问父亲：“那时苦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不觉得苦。那是我的娘啊。”

这句话很轻，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。中华民族“百善孝为先”的传统，从来不是写在书里的教条，而是溶解在无数个这样的黄昏里，由无数个像父亲一样的孩子，用沉默的行动传承下来。

奶奶去世前的那个晚上，突然清醒过来。她摸着父亲的头，眼泪顺着凹陷的脸颊滑落：“崽啊，娘对不起你……”

父亲紧紧握住奶奶的手：“娘，你把我养大，我伺候你是应该的。”

一年后，奶奶走了。那一年，父亲十三岁。

三

生活的重担，让父亲过早地放下了书本。

十八岁，他站上乡村小学的讲台。校长领他走进教室时，台下有几个学生的个头比他还高。

“这是你们的新老师，王老师。”

台下窃窃私语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“我叫王星光，”他转身，目光扫过每一张脸，“从今天起，我教大家语文和算术。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异常坚定。后来有学生回忆说，王老师讲课特别认真，一个生字要反复教很多遍，直到每个人都学会。

可是教师的微薄收入，难以支撑整个家庭。两年后，当有机会进入公路段时，父亲犹豫了。

校长劝他：“当老师是铁饭碗啊。”

父亲看着家里漏雨的屋顶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临走那天，他把所有的教案整整齐齐码在办公桌上，对着空教室深深鞠了一躬。

这一躬，鞠别的是他曾经的梦想；这一转身，踏上的是另一条责任之路。

四

公路段的工作，从此与砂石、泥土、沥青结缘。

父亲的工作服上，总是沾着洗不净的灰尘。他的手掌磨出厚厚的老茧，粗糙得像工地上磨平的砾石。但他从无怨言。

我童年最深的记忆，就是父亲身上淡淡的沥青味。那是路的味道，也是父亲的味道。

他常带着我们兄弟到工地上去。看着压路机来回碾压路基，父亲的眼神专注而虔诚。有一次，他指着正在铺设的沥青路面说：“孩子，路是躺下的碑，碑是竖起的路。”

那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深意，直到很多年后，当我行驶在父亲参与修建的公路上，看见路旁村庄因路而富，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时，才突然明白——父亲他们这一代人，修的不仅是路，更是通往希望的血脉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。父亲所在的公路段接到了更多修路任务。他更加忙碌了，常常天不亮就出门，深夜才归来。

但不管多累，他总会检查我们的作业，过问我们的学习。他说：“国家要发展，需要人才。你们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为国家出力。”

五

时代的洪流，不会永远平静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那位赏识父亲的南下干部被批斗。临走前，他悄悄对父亲说：“小王，好自为之。”

但父亲终究没能“好自为之”。因为与这位干部的关系密切，不久后，他也被关进了看守所。

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，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去探监。铁窗很高，很密。父亲的脸在铁窗后显得消瘦而苍白。

母亲哭了。我却好奇地伸手去抓铁栏。

父亲看着我们，忽然笑了。他从身后摸出一支短笛，贴在唇边，轻轻吹奏起来。

笛声清越，带着一丝倔强的欢快，在那个压抑的空间里固执地流淌。我看见，连一旁面容严肃的看守，眼神也渐渐柔和下来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懂得那笛声的意义——那是父亲在用他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都要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中国人的坚韧，不是硬碰硬的刚猛，而是这种柔韧而强大的生命力，是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也要开花的信念。

六

那段特殊的岁月结束，父亲平安回家。他瘦了很多，但眼神依然明亮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万物复苏。但我们家，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。

为了我们三兄弟的学费，每个寒暑假，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到山上锤石子。

“哐当……哐当……”

单调而沉重的锤击声，在山谷间回荡。烈日当空，汗水顺着额角、脊背流淌，滴落在滚烫的石头上，瞬间蒸发。

父亲和我们一样，抡着大锤，将巨大的石块分解成符合规格的建筑材料。休息时，我们坐在树荫下喝水。父亲望着山下逐渐繁忙起来的公路，眼神深远。

“国家好了，路通了，家才会真的好起来。”他说，“我们现在锤的每一块石子，将来都可能铺在一条新路上，载着更多的人去好地方。”

这句话，平淡如水，却重若千钧。它把个人家庭的微小努力，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，巧妙地连接起来。从此，“国家好了，家才会好”这八个字，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。

七

1987年，我面临高考。

那时的中国，改革开放进入第九个年头。经济建设如火如荼，社会对经济金融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。

一天晚上，父亲把我叫到身边。煤油灯下，他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。

“想好报什么专业了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作为东安一中的文科第一名，我有不少选择。

父亲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国家要发展，金融是血脉。湖南财经，那是金融界的黄埔军校。”

他看着我，目光中有期待，更有信任：“你愿意去学金融吗？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选择。他不是在为我规划人生，而是在为我打开一扇门，一扇通往时代浪潮的门。

最终，我以零陵地区东安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，被湖南财经学院农村金融专业录取。我成为零陵地区公路系统也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临行前，父亲送我到车站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好学。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。”

没有更多的嘱咐，但这一句话，已经足够。

八

因为实干和能力，父亲后来被任命为公路段党政一把手。

那时的单位，正处在困境中，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父亲上任后，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医生，为这个“病人”悉心诊断，大胆改革。

单位里有个技术员，业务能力极强，但性格耿直，不善人际，是众人眼中“不懂事”的“怪人”。许多人建议父亲不要重用他。

父亲力排众议：“我们是修路的，路要踏实，修路的人就得踏实。他有真本事，心里装着路，这就够了。”

这位技术员后来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，还当上了副局长。

这件事，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。我是从别人口中辗转听闻。它让我看到，父亲的心中，有一杆秤。秤的一头是公心，是事业；另一头才是私谊，是人情。

他的路，修在地上，更修在人的心里。

九

父亲退休后，本该含饴弄孙，安享晚年。

但黄田铺镇的党委书记慕名找来，恳请他主持修建驾校前的那条道路，并主动提出要付给报酬。

我们都劝他：“年纪大了，该歇歇了。若是想去，收取些酬劳也是理所应当。”

父亲摆了摆手，语气平和而坚定：“修路架桥，是我的专长，更是积德的事。我有退休工资，国家养着我，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够了。”

他分文未取，如同一位重披战袍的老兵，又回到了他熟悉的“战场”。从选址到勘测，从协调施工到化解矛盾，他全程靠在工地上。

风吹日晒，皮肤黝黑，他却乐在其中。最终，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顺利竣工。他看着车辆在新路上平稳驶过，脸上露出的，是比自己得了任何奖赏都满足的笑容。

后来，双牌阳明山的领导也闻讯而来，请他去做技术指导。他又义无反顾地去了。

然而，就在阳明山路基刚刚铺好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升入了初中。新校区搬迁，上下学路途遥远。而我和爱人工作繁忙，实在无力天天接送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给父亲打了电话。

电话那头，他几乎没有一丝犹豫：“孩子的学习是大事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他就这样，又一次毫不犹豫地，为了孙辈，放下了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。

在他心中，对国家的忠、对家庭的爱，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而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。

十

父亲是在回来后的第十个春天走的。

临走前，他把我叫到床前，气息微弱却清晰地说：“我这一生，最骄傲的不是修了多少路，而是把你们兄弟培养成才，看着你们为国家出力。”

他的手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，但握住我时，依然有力。

“你要记住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，不要忘记为国家出力。”

我哽咽着点头。

父亲走得很安详，仿佛只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，暂时歇息了。

如今，阳明山的路早已全线贯通。我曾特意驱车前往，行驶在那条平坦宽阔的山路上。路两旁，漫山的杜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绚烂夺目。

站在山巅，极目远眺，群山连绵，公路如带。我忽然泪流满面。

这多像我们的民族啊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每一代人，都是后人的铺路石，用自己的青春、汗水乃至生命，铺就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。

父亲他们这一代人，生于旧中国的苦难，长于新中国的建设，历经风雨坎坷，却始终秉持着内心的那份孝悌、忠信、仁爱与担当。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但他们用看似微小的坚持，汇聚成了推动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。

十一

如今，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。

他的孙女，受他影响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站上了他当年未能久留的三尺讲台，圆了他最初的那个梦；他的大孙子，在广州从事高新技术研发，在另一个“战场”上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；他的小孙子，正在攻读研究生，学业优秀，还拿到了国家级的奖项。

而我，在农发行的岗位上，延续着父亲“修路”的使命——只是我修的，是贯通城乡的金融之路，是服务乡村振兴的血脉通道。

每当看见一笔笔贷款助力农村产业发展，一个个金融项目惠及农民兄弟，我就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国家好了，家才会好。”

母亲今年七十六岁了，身体尚好。我们兄弟几人常常围坐在她身边，听她讲述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就像当年，我们围着父亲一样。

又到重阳，我再次登高。极目远眺，山河壮丽，阡陌纵横。

忽然间，我彻底明白了：父亲，就是我们心中那座永远的山。它不是那种险峻奇绝、巍峨入云的山峰，而是那种最常见的、沉默坚实、滋养万物的大地之山。它不言不语，却为我们挡住了人生的风雨；它默默矗立，却给我们提供了精神的坐标和依靠。

从那个清洗奶奶衣裤的洗衣盆边出发，经过他站过的三尺讲台，经过他挥洒汗水的每一条公路，经过那回荡笛声的铁窗，经过我们锤打石子的山坡，一直通向今天，通向他的子孙们正在奋斗的各个领域，通向更远、更光辉灿烂的未来。

这条路上，弥漫着孝亲的温暖，闪烁着忠诚的坚守，跳跃着奉献的快乐，更奔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的强大力量。

父亲，重阳安康。

您修的路，还在不断延伸，通向远方；您种下的树，已然枝繁叶茂，蔚然成林。

您，就是路，就是山。

路在，山在，您就永远在。

（作者：王霖）

【责任编辑：吴浩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