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调研概述与总体研判

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，安徽充分释放科创资源优势，持续攻坚重大产业项目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经济总量稳步攀升，省会合肥、沿江城市产业能级持续提高，经济增速长期位居长三角第一梯队。对标江苏、浙江两大长三角先发省份审视省情，我省追赶发展进程中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：中心城市综合能级快速跃升，但县域、乡镇产业支撑体系偏弱；百亿级龙头项目持续落地见效，但富民型中小微产业根基尚不牢固；经济大盘持续扩容提质，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匹配。

苏浙经过数十年持续深耕，已构建起全域工业化、全域城镇化、全域富民化发展格局，产业平台、就业岗位、财税税源、创业机遇持续下沉至县域、中心镇乃至乡村一线。当前安徽呈现典型“单核牵引、全域不平衡”发展格局，优质产业要素高度集聚于合肥、芜湖等沿江中心城市，皖北平原、大别山区以及皖南多数县域工业基础薄弱，乡镇产业空心化问题较为突出，乡村内生造血能力不足。

综合量化分析形成核心研判：安徽与苏浙的差距，表层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、城镇化发展质量差距；深层根源在于工业化空间布局失衡、民营经济培育体系不完善、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畅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单纯依靠中心城市辐射带动难以破解结构性短板，必须推动工业化布局由单点集聚向全域均衡转型，补齐县域工业化弱项，打通产业富民传导链条。

二、皖、苏、浙三省核心发展指标量化对比

根据三省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公开权威数据，县域工业化率为长三角区域学术研究通用测算数值，对比皖苏浙三省核心指标不难发现，我省发展短板特征鲜明。

城镇化维度，安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.60%，较江苏、浙江低12.6%以上。苏浙已迈入城乡深度融合发展阶段，而我省城镇化进程仍高度依赖劳动力跨省外流，异地城镇化特征明显。收入层面差距最为突出，我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面落后苏浙，其中农村居民收入短板最为显著，仅为江苏的70%、浙江的52.8%；三省之中安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最高，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凸显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苏浙存在量级落差，形成长期性民富差距，属于长期产业布局积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，难以依靠短期增速快速弥合。

工业化领域，安徽工业总体体量、市场主体规模、制造业就业承载能力与苏浙存在较大鸿沟，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不足苏浙半数，本土产业吸纳本地就业能力有限。我省县域工业化率约30%，较江苏42%以上、浙江45%以上滞后10%—15%，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因素。从产业布局模式来看，苏浙积极推动产业资源下沉县域乡镇：江苏实现市域产业均衡布局，各地构建完整工业体系，工业园区延伸布局重点中心镇；浙江依托民营经济培育块状经济，形成“一镇一品”特色格局，小微企业广泛覆盖县域与乡镇。反观安徽，优质工业资源集中布局合肥、芜湖等中心城市，产业项目大多落地县城经开区，乡镇普遍缺少标准化产业载体，工业链条难以向基层延伸，依靠本土产业带动群众就近稳定增收的能力不足。

三、深层次结构性差距系统分析

（一）城镇化路径差异：就地富民城镇化与异地外流城镇化比较

江苏、浙江依托布局乡镇的完备工业体系，走出就地城镇化道路。遍布城乡的工厂、小微企业持续提供稳定就业岗位，农村劳动力能够就近务工、就地创业，兼顾生产生活，居民收入形成工资性、经营性、财产性收入多元支撑结构。产业扎根县域、人口留在本地，消费市场、财税收益在区域内循环积累，持续为城乡基础设施升级、公共服务提质提供财力支撑。

安徽城镇化具备显著异地流动特征。县域、乡镇本土就业岗位供给不足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赴苏浙务工。劳动力持续外流催生负面循环：本地熟练劳动力短缺，难以吸引中小企业落户；产业载体匮乏，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失。人力资本、消费潜力、劳动收益持续向外省溢出。县域人口集聚多源于就学、购房等被动进城需求，产业承载能力不足，出现城镇化“有人无业”现象，城镇化含金量有待提升。

客观来看，劳务输出曾经是安徽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，但长期依赖跨省务工，不利于省内培育内需市场、沉淀本土产业人才。

（二）工业化模式本质差异：单点龙头工业化 和全域普惠工业化

1. 江苏模式：均衡梯度工业化

依托苏南乡镇企业先发优势，长期推进市县产业均衡布局，形成“大企业顶天立地、中小企业铺天盖地”发展格局。13个地级市均建成完备工业体系，各县培育特色产业集群，工业园区延伸布局重点中心镇。外资大型制造企业与本土民营配套主体协同发展，产业链纵深充足，产业红利均衡惠及城乡，县域获得稳定工业税源，有财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2. 浙江模式：民营内生普惠工业化

依托民间创业活力发展块状经济，不局限于引进重资产大型项目。大量轻工制造、零部件加工业态准入门槛适中，便于民间资本参与，催生众多小微企业、家庭工坊。农民增收渠道不再局限务工收入，自主经营带来可观经营性收益。即便衢州、丽水等山区县域，也因地制宜培育本土产业链，实现全域富民，这也是浙江长期保持较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底层逻辑。

3. 安徽模式：中心城市单点突破工业化

我省抢抓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、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，集中资源招引资本密集型重大项目，合肥、芜湖高端制造集群建设成效显著。应当客观肯定这一发展路径的历史价值：依靠龙头产业带动全省经济进位，打造科创发展名片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务实选择。

同时也要正视固有短板：重大龙头项目投资体量巨大、用地门槛较高，只能布局国家级、省级重点园区，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；资本密集型产业单位投资吸纳就业有限，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培育滞后，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不高。重大项目拉动GDP成效突出，但富民传导链条不畅，工业发展红利难以向县域、乡镇传导。多数县域工业体量偏小、产业链单一，乡镇普遍缺少小微产业园等发展载体，产业下沉缺乏落地空间。

（三）民营经济生态与居民收入结构差距

收入结构分化直观反映三省富民机制差异。浙江居民工资性、经营性、财产性收入协同增长；江苏群众依靠稳定制造业薪资、集体经济收益持续增收；安徽居民收入高度依靠外出务工薪资，本地经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占比明显偏低。

根源在于创业营商生态存在差距。苏浙民间经商底蕴深厚，小微企业孵化扶持政策体系完善，重点乡镇拥有招商、项目预审相应权限，小微加工项目落地便捷。安徽长期将重大工业项目招引作为工作重心，面向中小微制造、乡村加工业态的专项扶持政策供给不足，乡镇审批权限有限，小微企业落地制度性成本偏高，民间创新创业氛围仍需持续培育。

（四）历史禀赋与国土空间先天约束

改革开放初期，苏浙率先发展乡镇工业，完成民间资本原始积累。安徽作为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，长期严守耕地保护红线，早期乡镇工业发展受到政策约束，错失第一轮工业化发展窗口期。皖北区域连片分布永久基本农田，可用于产业开发的建设用地指标紧张，乡镇难以预留连片工业用地，进一步放缓县域、乡镇工业化推进节奏。

与此同时，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、国土空间规划改革、产业梯度转移浪潮，为安徽补齐发展短板创造全新机遇，各类先天制约条件能够依靠机制创新逐步破解。

四、当前发展突出矛盾总结

一是工业化布局失衡，呈现强主城、弱县域、空乡镇格局。优质产业资源向少数中心城市集聚，多数县域缺少主导产业支撑，乡镇普遍缺乏规模化制造业平台。

二是产业富民效应不足，重大龙头项目招引力度持续加大，但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微配套产业培育滞后，产业链本地化配套水平不高。

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有效破解，异地城镇化态势延续，劳动力大规模跨省外流，人口红利难以在省内转化为发展动能。

四是县域自有财力偏弱，多数县域发展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，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、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压力较大。

五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存在壁垒，土地、资本、人才持续单向流向中心城市，资本下乡、人才返乡缺乏可持续运营模式。

五、对标苏浙经验推进全域均衡发展对策建议

（一）重塑工业空间布局，推动工业化由单核集聚转向全域铺开

实施县域工业化提质专项行动，建立市域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，有序引导合肥、芜湖龙头企业零部件加工、中端配套环节向周边县域疏解。分类明晰县域产业定位：皖北重点承接长三角轻工零部件、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；皖江城市带布局都市圈配套制造业；皖南、大别山区严守生态保护底线，适度发展轻量化精密制造。

创新用地保障机制，试点向重点中心镇下放工业用地指标，规划建设标准化多层小微工业园，破解乡镇缺少产业载体难题，打通产业下沉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优化招商考核导向，改变单一追求百亿级重大项目的倾向，同等重视就业密度高、带动群众增收能力强的中小配套企业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生态。

可行性说明：我省已出台县域经济振兴、产业有序转移相关政策，本条建议属于现有政策深化延伸，不存在政策冲突。

（二）培育块状民营小微产业，复制苏浙产业富民经验

借鉴浙江“一镇一品、一县一集群”发展路径，引导各县立足资源禀赋培育细分特色产业，壮大规下工业、乡村加工产业规模。出台激励政策，鼓励省内龙头企业优先采购县域配套产品，提升产业链本地化配套率。参考浙江“共富工坊”、江苏镇村联合工业园模式，推动加工业态延伸至乡村，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。

简化小微项目审批流程，适度下放招商、项目预审权限至重点中心镇，降低小微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厚植民间创业土壤，稳步提升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。

（三）优化城镇化发展路径，推动异地外流城镇化转向就地城镇化

强化县城城镇化核心载体功能，完善产业平台、教育医疗、商贸消费配套，打造县域就业集聚中心。优化落户、住房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，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。依托县域产业集聚留住本地劳动力，形成“本地就业、本地消费、本地纳税”良性循环，逐步缓解大规模跨省劳务外流现象。

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，盘活闲置宅基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稳妥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，激活乡村闲置资源，拓宽农民财产性增收渠道。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推动资源连片整合运营，发展特色种养、农产品深加工、乡村文旅产业，夯实乡村内生造血能力。

（四）深化长三角协同，定向承接苏浙外溢富民型产业

主动对接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，严守环保、能耗约束标准，杜绝承接落后淘汰产能，精准引进江苏装备配套、浙江轻工制造上下游小微企业。搭建皖苏、皖浙县域结对协作平台，推动毗邻地区园区共建、产业链协同，畅通跨区域产销渠道。系统学习苏浙产业培育、营商环境建设成熟经验，推动政策体系主动对标长三角先发地区。

（五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，缩小省内南北发展鸿沟

建立省内发达地区与皖北、皖西县域对口协作长效机制，推动合肥、芜湖优质产业资源、园区运营经验、招商渠道向皖北县域辐射。立足皖北沿淮耕地保护现实约束，积极争取国土空间规划创新试点，在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前提下优化空间布局，为县域工业化预留合理发展空间，推动全省南北协同、均衡发展。

六、结语

安徽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，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。对标苏浙发展实践可以清晰看到：高质量共同富裕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核心城市拉动，最终取决于县域经济实力、乡镇产业活力与城乡均衡发展水平。当前我省与苏浙最本质的差距，不在于中心城市高端产业赛道，而在于遍布城乡、持续吸纳就业、带动群众增收的全域工业底盘。

面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阶段，我省应当坚持“中心做强、县域做实”双向发力，在持续巩固中心城市科创与高端制造优势基础上，把补齐县域工业化短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持续推动工业资源下沉、培育民营小微富民产业、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，加快实现从“一城引领”迈向“全域共兴”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，探索走出具有安徽特色的城乡融合、全域共同富裕道路。

（作者：乐华丽，民盟合肥市科技经济委员会委员、安徽省作协会员，供职于杭州银行总行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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